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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澄平

 

闽北光泽县止马镇西北部，富屯溪上游的碧波萦绕着一座千年古村——岛石村。

这片总面积25.3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辖13个自然村，清可见底的溪流穿村而过，河畔一块酷似乌纱帽的巨石静静矗立，便是村里"一石一官"的传说之源——纱帽石。

村名"岛石"谐音"倒石"，因后山常有巨石滚落而得名。相传当年玉皇大帝在建造天宫的时候，他让众仙到人间去搬运石头。有一天，吕洞宾挑着一担满满的石头经过了这里，看到这里风景又美，景色宜人，正当他驻足欣赏的时候，肩上的担子突然间断了，满满的石头散落在河道里面。河里面的一块大石，前面比较低，后部高高突起，看上去像古代官员的乌纱帽。吕洞宾见此情景感叹道：“真是天造胜景，将来人才辈出。”

 

 

说到人才，首先要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何秋涛先生，他高中进士，后来官至刑部主事，他写了一本巨著叫做《朔方备乘》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著作。这部著作在近代史学上具有较高的地位。

岛石村乡风文明，人才辈出，民众特别尊师重教，全村的孩子个个勤学好问，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县长，多个县议员，民国期间的“一村三县长”就是指现在的岛石村。所以这里也有“每从村子的后山滚下一块石头，村里就会出一个秀才。”的说法。这里青山环抱，林地面积达2.63万亩，森林覆盖率65%，3900亩耕地肥沃平整，既是光泽县粮食主产区，更是种茶的绝佳之地，早在明清便已是闽北茶业重镇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村西25公里处的杉关，作为"闽西第一关"横亘闽赣边界，自唐广明元年始建以来便是交通要冲，使岛石村与江西黎川等地自古山水相连、人文相通，商贸与教育往来从未间断。

 

 

岛石村的文脉，自开埠以来便绵延不绝，清末民国更是步入鼎盛。明清时期走出的7位进士为文脉奠基，至民国形成"一村三县长"的政坛佳话——，其中民国时期何定更曾留学美国获得华盛顿物理研究所博士，解放后岛石村孙辈更诞生出11位博士，多位硕士和众多大中专学子，现实续写了"纱帽石出英才"的传说。

村里20多座清代古民居尚保存完好，浔江朱氏宗祠作为承载文脉的核心，青砖黛瓦间仍可见当年讲学议事的规制，2009年更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。朱子文化的浸润在此刻愈发深厚，后裔们坚守的"孝茶礼"成为民俗核心：每逢节庆，族人齐聚宗祠制作擂茶，敬献长辈、供奉祖宗，在袅袅茶香中集体诵读《朱子家训》，年轻一辈在礼仪实践中塑造人格，老一辈的价值观得以代代传递。这种尊师重教的风气催生出多样的教育形态，既有依托宗祠的传统私塾，也有受新学影响创办的村学堂，何观澜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踏上了赴江西黎川求学的道路。

 

 

清末民国的岛石村，商贸繁华与人文兴盛相互交织。依托富屯溪的水路之便与杉关的陆路通道，村里的茶市街成为闽赣边界重要的商贸枢纽，货栈、客店、酒铺林立，武夷岩茶、正山小种经此远销沪粤，甚至通过黎川老街的彭家码头转运至南昌、武汉等地。

黎川作为邻省商贸重镇，其五里长的骑楼老街与岛石村往来密切，两地客商互设会馆，"建昌帮"药业通过这条商路延伸至闽北，而岛石村的茶商也常赴黎川洽谈生意，这种商贸往来不仅带来了财富，更促进了文化交融——何观澜赴黎川新式学堂求学，正是这种跨界交流的生动体现，当时黎川学堂已引入算术、格致、博物等西学课程，教学理念先进，吸引了不少闽北学子负笈前往。商贸的繁荣也影响着乡村治理，乡贤们既主导公益事业，如牵头修缮村路桥、创办学堂，又制定乡规民约维护秩序，形成"勤耕重读、诚信向善"的乡村共识。

 

 

彼时的岛石村，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相映成趣。除了核心的"孝茶礼"，采茶灯舞在田间地头广为流传，村民身着彩装，手提茶灯，伴着二胡演奏用方言唱和茶歌，模仿采茶姿势翩翩起舞，既是劳作后的自娱自乐，也是茶文化的鲜活表达。节庆期间，村民们还会制作仙草糕等特色小吃，邻里间相互馈赠，延续着"远亲不如近邻"的古训。而随着时代浪潮涌动，红色印记也悄然融入乡村记忆：1931年，毛泽东与朱德率红一方面军途经杉关、止马镇，岛石村村民曾参与支援红军的行动；1933年，抚东军分区司令员郭如岳率部退守杉关，与国民党军激战，村里不少青壮年主动参与运送物资、传递消息，用行动践行着家国大义。这些经历，让岛石村的人文底蕴更添一层坚韧与担当。

 

 

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积淀，造就了岛石村清末民国的生机与活力。这里既是茶香满溢的商贸村落，也是文脉昌盛的书香之地，更是见证时代变迁的边界乡村。而何家的故事，正是这片土地人文风貌的缩影——曾祖父何名畅的勤俭守信，契合了村风民俗的底色；祖父何观澜的求学求知，彰显了跨界交流的视野；祖母邱氏的贤良持家，延续了宗族礼仪的温情。这些人与事，与村里的古宅、茶田、溪流、关隘一同，构成了岛石村清末民国最鲜活的人文图景。

清末民初，曾祖父何名畅还是个帮富户做工的穷小子，右腿因早年劳作落下跛疾，村里人喊他"畅拐子"，却没人不佩服他的韧劲。靠着起早贪黑的勤俭，他五十岁时攒下五十五亩土地，半数是肥得流油的水田，其余种着茶叶和杂粮，还在村里建起三进青砖宅院。他雇了无儿无女的长工老周打理田地，待他如家人；租地给佃户老陈，三十余年始终"四六分租"，从不多取分毫。这份"勤而不贪"的品性，恰与岛石村淳朴的民风相契合，成了何家最初的家风底色。

 

 

曾祖父的独子何观澜，自幼便浸润在岛石村浓厚的学风中。清光绪十二年出生的他，天资聪颖，加之曾祖父何名畅深知"读书可振家声"，且看重岛石与黎川两地的文化渊源，便不惜重金送他赴江西黎川等地的新式学堂求学。在黎川的求学时光里，何观澜不仅深耕经史子集，更系统学习了算术、格致、博物等西学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练就了扎实的学识功底。年轻时的何观澜先娶了原配妻子，可惜两人未有生育；后续娶二房，先后生下了大伯何金三和叔叔何金海。清朝末年，祖父何观澜参加科举相关选拔，于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考取“拔贡”功名——这在清代是贡生中的首等，每州县学仅一名名额，极为难得。朝廷特意赐下黑底金字匾额，由时任闽浙总督松寿、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共同题字，上书“拔贡”二字，侧边落款“宣统己酉科中式第二名拔贡何观澜立”，此匾额，至今仍被族人珍藏。松寿是清朝最后一任闽浙总督，总管闽浙军民政务，与祖父并无直接交集，题匾是按清代惯例对拔贡功名的官方认可；而福建提学使姚文倬是当时总管福建文教的最高长官，祖父考取拔贡时曾受其亲自考核，姚文倬对祖父的学识十分赞赏，后来还书信勉励他“勤于职守，造福一方”，这份书信被祖父珍藏多年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。

 

 

这份荣耀让岛石村何家声名远播，此后祖父按例被授予江西抚州直隶州州判之职，官阶从七品，在任上勤勉履职，与同僚相处和睦，其中好友张知州对祖父颇为赏识，两人常探讨政务与治学之道，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也是张知州劝祖父“乱世之中，保全家族为要”，祖父才下定决心辞职返乡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清朝覆灭，祖父辞去官职返回光泽西乡（今光泽县西部区域，含岛石村周边乡镇）。彼时的何家已因曾祖父何名畅的勤俭与祖父的功名声名远播，按"门当户对"的规矩，经乡贤撮合，何观澜迎娶了北路茶富乡的富家女邱氏。

邱家是闽北知名茶商，外祖父邱世昌经营的"顺昌茶号"，茶路远及沪粤，家底殷实。邱氏知书达理，精通账目核算与商事往来，嫁入何家时，陪嫁丰厚。虽是继室，邱氏却待大伯何金三和叔叔何金海视如己出，与他们相处和睦。祖父何观澜与邱氏先后生下父亲何金川和小姑何金兰，二人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：他牵头修缮乡村路桥，她则动员娘家人捐出百两白银；他创办学堂让寒门子弟读书，呼应着岛石村世代相传的尊师重教传统，她则亲自教女童识字；他著《文昌阁记》描摹村中风物，她则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祖父母定下"读书明理、勤俭向善"的家训、家风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。不幸的是祖父因染疾于1932年就病逝，此时父亲才7岁。

祖母邱氏对子女教育格外上心，不管是嫡出还是庶出，都一视同仁。她先送大伯何金三考入江西南城师范学校，大伯性情沉稳，主攻农耕与社会学科，毕业后参加了三青团，返乡担任止马乡书记，后在家务农；随后又送父亲何金川入本地学堂学习，后考入江西南城师范学校学习，主攻国文与算术，但却在师范三年级时，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，带着"师范肄业"的遗憾，踏上了辗转之路。叔叔何金海憨厚踏实，不喜奔波，始终留在家中，跟着家人学耕种制茶，成了家里的得力助手；除小姑出生身体柔弱却不幸早夭外，家族上下却都守着同一份家训，同心协力支撑家族。

 

 

父亲何金川的人生，恰是旧时代岛石村读书人的缩影。1926年出生的他，六岁便和大伯一起进入祖父创办的村学堂，十二岁就能熟练核算田租茶租。辍学后，经祖父同族侄子何安澜（时任光泽县参议长）引荐，他先在县立中学做事务员兼会计，后调任光泽电厂做会计，因不愿与挪用公款的上级黄溥松（时光泽县电厂事务主任）同流合污，任职不足两月便毅然辞职。1946年，在黄溥松与何安澜的劝说下，他以"何权"为化名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，却从未参与任何党内活动，1947年整党登记时便彻底脱离。次年，地方派系纷争中，他被迫担任伪保长十个月，既要应付上级摊派粮款、抓壮丁，又要暗中庇护乡邻，最终不堪重负辞职回到岛石村学耕种，1946年父亲三兄弟分家，父亲、母亲全家五口人（含祖母、大哥和大姐）共分得土地16亩、房屋三间、柴房一间，但耕种的土地大多为旱地，产量低，收成难以维持全家老小生计，之后便与同村人何光前、外村人危由松等人，先后在岛石村和浔江村开起了杂货店，凭着"勤进快销、童叟无欺"维持生计直至解放。解放后土改时父亲即将分家所有的16亩土地交给农村合作社归集体所有，由于父亲从1945年起大部分是以教书、记账、开店为主要生活来源，土地出租和自己耕种则为辅。因此，土改时经土改工作队和贫农协会评定，家庭成分划分为自由职业者。

而这一路，始终有母亲黄俊金的陪伴。母亲是光泽止马仁厚村人，十岁便来到何家做童养媳，虽识字不多，却在祖母邱氏的教导下，练就了一身勤俭持家的本事。父亲辍学返乡，她跟着下地劳作，把岛石村妇女吃苦耐劳的品格发挥到极致；父亲开办杂货店，她帮忙记账招待顾客；父亲遭遇困境，她默默缝补衣物、准备热饭，宽慰他"问心无愧就好"。这位勤劳朴实的女性，与祖母邱氏等家人相处和睦，把三进宅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成了何家最坚实的后盾。她们还跟着村里的妇人学做擂茶、制仙草糕，在节庆时备好茶汤招待亲友，让家风在烟火气中代代相传。

1949年，光泽解放的红旗插满岛石村的街巷，解放军严明的军纪让父亲看到了希望。彼时新政府百废待兴，面向十里八乡招募有文化、品行端的人才，父亲主动翻出尘封的国民党党证，向区政府坦诚过往。凭着师范肄业的文化基础和多年记账经验，他顺利通过考核，1951年2月出任乡文书兼财粮员；1953年参加县土改工作队并提调至二区公所任事务长，正式踏上服务群众的道路。他熬夜统计土地确权数据，确保村里的耕地、茶田分配公平；他手写政策宣传材料，挨家挨户动员抗美援朝参军与捐款；他把记账技巧教给乡亲，帮助村里完善集体账目。1954年3月父亲随当时的区公所领导邓裔孙（后任光泽县委书记）调任光泽县委办公室，担任文书和打字员。1956年9月，父亲也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，接受党组织的考验。

随之而来的，是全家生活的重大转变——全家搬离了岛石村的老宅，迁入县城的公房宿舍。母亲黄俊金也得到了组织的照顾，被安排在光泽饭店从事后勤工作，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成为城镇居民，她格外珍惜这份工作，每天起早贪黑打扫卫生、整理物资，待人热情诚恳，很快便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。那段日子，父亲忙于县里的文员工作，却总会抽出时间帮助母亲把小家打理得温馨整洁，周末还会做些家乡小吃，邀请父亲的同事来家里小聚，家中时常充满欢声笑语。

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。1958年，相关政治运动开展，父亲解放前那段短暂的国民党党员经历被重新提及，虽经组织多次核实无反动行为，却仍因"历史背景复杂"被要求重返原籍地岛石村。全家收拾简单的行囊，告别了县城的生活，回到了熟悉的乡村，至到1960年3月才再次回到光泽县委会任打字员。彼时反右运动正逐步深入，政治氛围愈发紧张，1961年11月，父亲再次因历史问题受到牵连，全家被下放到光泽国营仙华洲农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。

仙华洲农场位于富屯溪畔，以种植水稻、水果、茶叶与蔬菜为主，条件艰苦。父亲被分配到水田组，每天顶着烈日插秧、割稻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常年布满老茧的双手又添新伤；母亲则在农场食堂帮忙洗菜、做饭，兼顾照料我们兄妹的生活。即便身处困境，父亲仍未磨灭初心，他把在县委工作时的严谨细致用在劳动中，插秧行距均匀、割稻干净利落，还主动把记账技巧教给农场的会计；母亲依旧保持着勤俭持家的本色，把微薄的口粮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用农场的野菜做成可口的饭菜，还会偷偷帮助其他困难家庭出力解忧。农场的日子里，哥哥姐姐也早早学会了分担家务，跟着父亲下地除草、上山砍柴，跟着母亲采摘野菜，在艰苦的环境中体会着祖辈传承的"勤俭"家风。

1966年，文革风暴席卷而来，父亲被正式贴上"历史反革命"的标签，批斗会、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。带头批斗他的是农场里的激进分子张某，曾因投机倒把被父亲批评过，此时借机报复。但父亲从未抱怨，也未放弃信念，而是踏实参加劳动改造，一遍遍反思过往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期间，不少老同事、老乡亲偷偷为他打气，大伯何金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岛石村赶来，带来家里种的粮食和茶叶；叔叔何金海则利用进城卖茶的机会，打探政策动向，悄悄告诉父亲；其他亲朋也会步行几十里路来农场探望，用"做人要经得起考验"的话语鼓励他；母亲更是日夜陪伴在父亲身边，白天劳作，晚上偷偷为他准备热饭、缝补被批斗时扯破的衣物，一遍遍说"都会过去的"；老领导王同志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庇护他，悄悄叮嘱农场负责人"何金川同志历史清楚，要客观对待"。

1971年6月，经上级织调查组详细核实，调查组组员挨家挨户走访，最终确认父亲任伪保长期间并无反动行为，与何澄万斗殴病逝毫无关联，组织下达"维持原结论，取消怀疑"的批语，彻底洗清了父亲的"血债"嫌疑。拿着批语，父亲红了眼眶："组织没冤枉我，没辜负祖辈教我的坦坦荡荡，也没辜负这方水土的养育和家人的不离不弃。"

洗清嫌疑后，父亲因扎实的核算功底与多年的文书经验，被留在仙华洲农场担任会计，重返熟悉的财务岗位。他接手时，农场账目混乱、物资登记不清，父亲便从整理旧账入手，白天处理日常收支核算，晚上挑灯核对库存物资，将水稻、水果、茶叶、蔬菜的产量与销售明细逐一厘清，制定规范的记账流程，用毛笔工整地录每一笔账目，做到"账实相符、有据可查"。他还结合农场生产特点，设计简易的成本核算表，协助场优化物资调配，减少浪费，短短一年便让农场财务工作焕然一新，得到了农场职工与上级部门的认可。

平静的日子刚过六年，1977年，受"两个凡是"政策影响，历史遗留问题的审查再次收紧，父亲的过往经历又被重新提及。他被撤销会计职务，且因"需加强劳动改造"，被单独下放到仙华洲农场止马乡岛石村高家分场——当时我们兄妹或工作或求学，母亲需留守总场处理善后家务，父亲只能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踏上了前往深山的路。

高家村分场地处武夷山脉余脉，海拔近500米，山高路险、终年潮湿，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。父亲被分配到最偏远的一片高山茶园，住处是一间四面漏风的旧木屋，屋顶铺着稀疏的茅草，雨天漏雨、冬天透寒，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破旧的木桌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要背着沉重的茶篓上山，沿着陡峭的山坡采茶、锄草，脚下的碎石与湿滑的苔藓让他频频摔跤，裤腿常年沾满泥土与草屑。山区雾大露重，父亲常常顶着晨雾劳作到中午，衣服被露水浸透后又被太阳晒干，反复循环间，他因受寒导致肺炎发作，因医疗条件简陋，未能及时根治，最终发展为肺气肿。

长期的重体力劳动、恶劣的生活环境与营养不良，让父亲的身体日渐虚弱。他原本结实的身板变得消瘦，脸色蜡黄，眼神也添了几分疲惫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从未向家里诉苦。每次母亲托人捎来衣物与药品，他回信都说"一切安好"，只叮嘱我们好好读书、照顾自己。直到一年后父亲终于得以调回农场本部，母亲才知道他独自承受的病痛和艰辛。

即便身处如此绝境，父亲仍坚守着"踏实做人"的信念。他发现分场的茶园管理粗放，茶叶产量低、品质差，便凭经验，结合在师范学到的农事知识，向分场负责人建议改进种植方法：合理密植、科学施肥、及时修剪枝叶，还主动教村民识别茶树病虫害，用草木灰等天然材料防治病害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，"两个凡是"被打破，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，父亲的问题再次得到复查。1980年，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入推进，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彻底平反，组织正式下发文件为他恢复名誉、落实待遇，调任光泽县农业局，重回他最擅长的财务岗位。1982年我们全家也从农场搬到县城的东关，住进农业局分配的一栋二层楼的公房居住（现位于光泽县城东关钱柜酒店原址），母亲和两个妹妹也落实了农转非，全家老小又吃上居民粮了。这份迟来的公正，让父亲热泪盈眶，他握着文件说："我就知道，组织不会忘记踏实做事的人。"只是此时的他，身体已大不如从前，稍一劳累便气喘吁吁，再也无法回到年轻时的硬朗状态。

履职农业局后，父亲全身心投入财务工作，即便身体虚弱，仍坚持把每一笔账目算得清清楚楚。他负责农业局及下属农技站、良种场的财务核算，制定了规范的报销流程与物资登记制度，杜绝"白条抵账""虚报冒领"等问题，让农业系统的财务工作更加透明规范。1981年，县里筹备光泽县农工商有限发展公司，因父亲财务经验丰富，被抽调参与筹建工作，主要负责公司财务体系搭建。他牵头制定了农产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全流程的财务核算方法，设计了分级计价的财务报表，确保公司成立后财务工作能快速步入正轨。公司成立后，他继续担任专职会计，坚守"诚信记账、实事求是"的原则，准确核算每一笔农产品收购款与销售收益，保障了农民与公司的双重利益。

父亲在农业局与农工商公司任职期间，始终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每一笔账目，他的记账本被同事们当作范本，字迹工整、条理清晰，从未出现过一笔差错，成为县里财务系统公认的"放心会计"，并被地区评为首届全县仅有的十一位“助理会计师”职称之一。

1986年，父亲正式退休，告别了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。退休后的他，身体依旧虚弱，阴雨天常常卧病在床，但只要有人来请教记账或财务相关的问题，他总能强撑着起身耐心解答，还会拿出自己珍藏的记账本供年轻人参考。他常说："记账如做人，要清清白白、一丝不苟，才能睡得安稳。"这份踏实严谨的精神，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。

时光流转，父亲于1993年6月离世，却把家风深深刻进了子孙骨子里。何家子女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耕耘，始终以"读书明理、勤俭向善"为准则，作风踏实、务实本分，将祖训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，默默发光发热。

何家世代子孙更是将这份家风薪火相传，无论身处何种行业、何种岗位，都坚守诚信立身、踏实做事的本分，以实际行动延续着家族的精神血脉。每逢清明，子孙们回村祭奠先祖，长辈们总会和后辈聊起那些往事：曾祖父浸润汗水的锄头、祖父远行求学的行囊、父亲严谨守正的账簿、母亲勤俭持家的针线……，还有溪畔纱帽石的传说与祠堂里的朱子家训等。村口的文昌阁正在组织重建规划，村民们展望着岛石村未来的发展，何家子孙纷纷献计献策，奉献微薄力量，且让这份文脉传承与村史荣光延续下去。